[摘要]從長遠來看越南的投資環境在亞洲地區的確有不少優勢，但想要成為世界工廠，這條路還很漫長。
“越南必須成為世界工廠”，越南總理阮春福在1月的部長級會議中如是說。
根據越南統計局數據，2018年越南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GDP)7.08%的增長，在亞洲地區乃至全球都允稱領先。由此，不少聲音認為越南成為世界工廠只是時間問題。
牛津經濟研究所駐新加坡首席經濟學家芬納(SianFenner)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長遠來看越南的投資環境在亞洲地區的確有不少優勢，但想要成為世界工廠，這條路還很漫長。
低成本刺激越南經濟飛速增長
在過去的一年里，越南建筑工業領域和服務業是產業發展的中流砥柱，產值分別增長了8.85%和7.03%，對GDP增長貢獻率達到48.6%和42.7%。
芬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越南較低廉的勞力及非勞力成本、與中國相似的出口產業特點及利好外商投資的政策環境，都使得越南成為以出口為導向的低附加值制造業活動從中國向其他地區轉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這直接表現為強勁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越南。根據世界銀行數據，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在過去20年間增長了60余倍，在2017年達到141億美元，在亞太地區的非高收入國家中僅低于中國和印尼。同時，過去10年間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率也在亞洲地區笑傲群雄，2017年其高達6.3%的增長率是亞太非高收入國家(1.6%)的近四倍。
從勞力成本看，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ISEAS)研究員黎洪和(LeHongHiep)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越南龐大的低成本人力資源以及高比例的青年人口正吸引著投資者的涌入。世界銀行2016年的數據顯示，越南適齡勞力數量約占人口的70%，同時越南的城市人口近年預計將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長，超過同地區其他國家。
芬納對此補充道，盡管菲律賓和印尼也具有類似的勞動力特征，但越南在非勞力成本上的優勢無可比擬：譬如低廉的電價，世界銀行2017年的報告指出，即使與東南亞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相比，越南的電價也處于該地區最低水平，而電力接入率則排在前三。
從政策環境來講，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加入區域貿易協定正助力越南改善營商環境、推進當地改革進程。
越南在2007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2018年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據越南統計局數據，受益于低關稅和國內外貿易環境刺激，2018年越南出口額達到2450億美元，同比增長13.8%，遠高于政府設立的7%~8%的增長目標。
此外，在貿易協定的要求下，越南極具決心地開展了一系列企業所有權和稅務改革。
譬如，越南政府一方面大刀闊斧地展開了國企私有化改革，僅在2018年就批準了85家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提議;另一方面，越南對外資逐步放松管制，從2009年起，外商獨資企業可以在越獨立經營;在世貿組織框架下，從2015年起，越南政府允許100%外資的零售商企業在越開展業務。
此外，黎洪和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越南相對較低的稅收政策對于投資者而言也是一大激勵因素。該國法定企業稅為20%，周邊的菲律賓和印度高達30%，印尼也要25%。
黎洪和介紹道，在這樣的背景下，越南已成為不少跨國企業的新制造中心，比如三星和LG都選擇了在越南建廠。隨著供應商的不斷涌入和供應鏈的建設與完善，集聚效應將吸引更多公司前往越南。
難以撼動中國的出口地位
李向陽認為，雖然有部分在華外資企業出于成本管控的考慮向越南轉移，此外該國在對外出口結構上與中國的相似性也是其增長具有潛力的原因之一，但越南短期內并不能撼動中國在全球市場的貿易地位。
芬納通過對比各國在出口貿易行業的顯性比較優勢也發現，中國在某些關鍵行業的生產力讓越南相形見絀。不過根據他的比較優勢(RCA)模型推算，越南在電信、紡織和雜項制造業已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事實上，越南近年來在此類商品出口的專業化程度上的確有所提高，2013年到2017年電子制造業的出口收入增長超過13%。據越南統計局數據，手機及配件是2018年對外貿易額增長最高的類別，收入已達500億美元;其次是服裝及紡織品(300億美元)和計算機及電子零部件(290億美元)。
芬納認為，從市場份額和產能來看，中國在全球出口制造業處于絕對的領先地位，在這些方面其他國家短期內無法大幅提升。根據牛津經濟研究所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17%以上，而亞洲其他地區總和只有14%。
具體而言，中國的電信產品在全球市場的份額超過35%，遠遠超過越南的5%。即使僅拿對美出口的電信產品來說，中國占據美國進口來源的22%，而越南僅占1%。在雜項制造業和機電設備出口上，中國占據全球20%以上的份額，超過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和日本的總和。
存在難改頑疾
限制越南產能提升的因素諸多，其中包括幾項很難“開出藥方就能根治”的頑疾。
首先，雖然越南在國企私有化上躊躇滿志，但實際步伐卻相當緩慢。根據黎洪和的報告，其背后原因在于，在國有企業股權改革的過程中，很難找到對這些大型國有企業感興趣且財務狀況良好的投資者，因此公開募股結果不如預期。此外，為了防止國有資產的潛在損失，相關機構在土地和資產的估值上費時較長，導致政府決策緩慢。
同時，官僚主義和腐敗也是越南存在的問題之一。在不少全球性報告中，在企業營商環境的評價上，越南的排名相對較低。譬如，在世界銀行2018年的營商難易度(EaseofDoingBusiness)報告中，越南排名68位，低于泰國(24位)和馬來西亞(26位)。
最后，雖然越南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不斷發展，但整體而言仍處在較為落后的水平。根據越南計劃和投資部報告，由于計劃不周密和非公共部門來源的資金缺口，越南基礎設施之間的連接存在缺陷。芬納指出，這種落后可能會限制越南生產的擴展和加大向中端制造業轉變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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