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勞務外包不規范， 是維權者難言的痛
“勞務外包與勞務派遣是兩種被廣泛采用的用工形式，在建筑行業、陶瓷行業都很常見，但這種形式，對勞動者是非常不利的，是企業將風險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回答得一針見血。
何曉波的辦公室位于佛山市禪城區祖廟路18號銳華大廈9樓，房間面積不到20平方米，工友的的工傷資料占據了絕大部分空間。如今這里已經是在佛山務工人員的維權“根據地”，每天都有務工者咨詢工傷維權的問題。
“現在很多企業，尤其是陶瓷廠，都喜歡用勞務派遣，把某一環節外包給其他單位做。這對企業有諸多好處，首先是淡季時他不需要雇傭這么多人，旺季時又可以迅速的找到這么多人，其次就是一旦發生勞務糾紛，企業不需要承擔責任，由承包商自己去解決，這也是回避企業的用工風險。”但在外包環節，由于監管不到位，很容易出現問題，增加工人維權成本。
何曉波說，和工廠合作的承包商并非都有資質，可謂魚龍混雜，一旦承包商跑路了，工人一點招也沒有。“即便是承包商有資質，但承包商是在外地注冊的，承包商卷鋪蓋走人，工人不可能追到注冊地去告，這不現實。”
在何曉波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摞厚厚的檔案袋，這是患塵肺病工友程家義的申訴材料。“程家義就是這樣的情況，原本是陶瓷廠的員工，后來又簽了了一份合同，變成了承包商的員工，陶瓷廠給他交社保，承包商給他發工資，很顯然這就是陶瓷廠在規避用工風險。”何曉波分析說。
程家義自2004年來到佛山打工，先是在陶瓷廠熔塊車間打包上磚，隨后又在搬運車間裝車，這兩個環節都能接觸到粉塵，他在這種環境里一干就是八年。2012年8月，程家義咳嗽、咳痰、呼吸短促，后經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診斷為陶工塵肺貳期。程家義拿到診斷證明后，開始向陶瓷廠索賠。“仲裁、一審、二審、強制執行，他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了一個遍，官司打了兩年多。”何曉波說工傷申訴備案、決定和執行的過程平均需要1000多天，程家義的案子已經算快的。
在陶瓷行業，搬運工工資都普遍較高，但工資現金結算，工人很難證明自己的實際收入，程家義就在這方面吃了虧。“我們給他計算的，平均月薪是五千多，但最終法院是按照佛山市職工平均工資三千多計算的，損失了近一半。”開庭時，對方律師就說，單位是有工資單，但程家義不是陶瓷廠的員工，他隸屬于承包商公司。
何曉波坦言，大部分陶瓷廠的工人出現工傷以后，都是在工資這一環節受到了損失，因為沒有辦法去證明自己實際工資。“相差那么多，肯定很多人都咽不下這口氣，但是沒辦法，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幾天前，何曉波在深圳中院旁聽一起勞動關系認定的案件，勞動關系在仲裁、一審都沒有得到認定，原告最后花錢聘請律師打這場終審官司，就是為了爭口氣。
和何曉波一起共事的女孩陳道清也是工傷受害者，四年前她在大瀝一月餅廠打工時切傷手指，治療兩個多月才出院。雖然手指被成功接活，但功能受到很大限制，經仲裁評為九級傷殘。她說自己簽了勞動合同，但手上卻沒有。她曾拿著工友證明、廠服去找勞動部門申請認定工傷，被告知這些只是輔助證據，而不能作為直接證據使用。“如果沒有勞動合同，維權是挺難的，勞動合同在工傷索賠上是最關鍵的東西。”維權的艱難場景，陳道清依然歷歷在目。
但何曉波卻直言，在他接觸到的工傷案件中，有效勞動合同甚至還不到30%。“現在很多單位簽合同是簽一份，簽完就收走了，出了事還不是一樣的。即便是簽了兩份，上面寫著基本工資一千多，然后計件工資、加班費，但那個具體金額是寫不上去的，出了事工人還是證明不了實際工資，等于形同虛設。”據人社部2014年前三季度統計數據顯示，僅督促補簽勞動合同一項，就高達238萬人，這還不算未計算在內的數據。
根據何曉波的走訪調查，外包這種用工形式多見于建筑工地、陶瓷廠還有上萬人的大工廠。正是應了企業用工的需要，維護勞動者權益。“本身這個法是好的，但下面企業用的時候用歪了，采取勞務承攬、業務外包的方式，這對勞動者是非常不利的，是企業將風險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一方面是企業用工帶來了便利，另一方面則是涉及用工單位、派遣單位(外包單位)及勞動者三方主體，法律關系復雜難辨。一旦勞動者在履職過程中發生侵權糾紛，各種問題也就隨之而來，這也是在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
“從最初的用工環節，政府勞動部門就應該監管到位，勞動監察大隊要監察非法用工行為，只要嚴格執法，企業不敢這樣亂來。哪怕是最初沒有監管到，一旦出了糾紛，監察部門一樣可以處罰。”何曉波說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僅依靠自身的權利覺醒尚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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